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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成为道教神祗的原因

发布者:中国洛阳泰山庙 发布时间:2013/12/8 阅读:2215次【字体:
关羽成为道教神祗的原因一、关羽所生时代的道教概况及关羽与当时道教的关系道教思想的渊源共分为四点:一、古代的宗教思想和巫术。二、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三、谶纬神学。这个风气是由董仲舒开其端,并逐步形成为谶纬之学,致使儒家经典宗教化,孔子亦被神化。四、黄老思想。黄老学说起于稷下道家学者,他们同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至东汉,他们进一步将黄帝、老子神秘化,又由着重尊崇黄帝,转而推崇神化后的老子,逐步形成崇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并与方仙道逐步合流,成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道教两支是太平道和五斗米教。
东汉顺帝年间,有一个名宫崇的人,到皇宫献"神书",书名《太平清领书》,有170卷,未被皇帝采纳。后此书逐渐流传开来。即《太平经》。唐人记载,此书是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分布,每部17卷,共170卷。《太平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它是《道德经》的思想继承,如对"道"为天下之母,道生"万物",求道之法的根本为静等,此外,《太平经》还发展了"一"和"气"的概念,认为"一"是物质和思想等一切事物的"根本","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气之始气,命之所系属,众心之主也","气"就是元气,"夫物始于元气",天地人本来自同一元气,分为三体、"太平"是太平道的社会理想,《太平经钞》上说:"太者,大也,言其积大如天,无自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无复不平,此若地居下执平,……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太平经》以三统神学思想贯串于人,视人为神、精、气"三气共一",为神根也,……神者受之于天,精之受之于地,气者受之于中和,相与共为一道,"认为"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气不绝则神不去,"因此《太平经》提出"守一"之法,"乃万神本根,根深神静,死之无门。
  太平道的创建者是河北矩鹿人张角,他曾读过《太平经》,张角有两个弟弟,一名张宝,一名张梁。张角手下另有八名弟子,在组建太平教的过程中,这些人发挥了重大作用。据史书记载,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他派八名弟子到各地宣传教义,准备太平教起义。经过十余年的活动,信徒总数达到数十万之多,传播范围很广,声势十分浩大。太平教的组织单位为"方"。大方有信徒一万余人,小方也有六七千,每方立部帅统领。大小方共有36个。
  后太平道起事,史称"黄巾起义"。《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太平道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张角自称'黄天',其部率有三十六方,皆着黄巾,同日反叛"。(《后汉书·灵帝记》)后太平道遭到镇压,关羽是参加了镇压活动的,不过他当时只是个小人物,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是无足轻重的。
产生于汉末的五斗米道是正一道的前身,因入道的人需出五斗米而得名。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角于中平元年(184年)二月率太平道起事后,同年七月,汉中地区张修也率五斗米道响应。
  五斗米道以"治"为单位,天师为最高领袖,各治立治官,祭酒统领信道教众,组织相当严密。它的宗教活动与太平道类似,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新入道的信徒名"鬼卒",成为骨干后,由他统领一众新教徒,则升为"祭酒",祭酒还负责在要道路口设立"义舍",为过往行人准备食物。祭酒讲解《老子》的记录名为《老子想尔注》。书中主张信徒努力修道,"各安其位",以达到"治国令太平"的理想;要求教徒遵守"忠孝城信、行善积德"的道诫,"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
张修后被张道陵的孙子张鲁所杀,道教传统说法,以张道陵为五斗米道的创建人。张鲁在曹操远征巴蜀时受其官职封赏,随其到了内地,五斗米道徒几万户被曹操安置于长安、洛阳、邺城等地。五斗米道始在内地传播。很多贵族加入五斗米道,如王羲之,祖辈从汉魏之际即信仰五斗米道。此时五斗米道更名为天师道。
张鲁等人为了把五斗米教的创教权加到自己祖父身上,故意掩盖了张修的存在,所以也掩盖了五斗米教与太平道的关系。后世道教即是五斗米教的发展。由此可见,由五斗米教发展而来的中国正统道教和黄巾起义的太平道虽然同源,但是五斗米教的后人对此并不认可,而且,黄巾起义被历代统治者所痛恨,道教更是不敢说明自己与黄巾起义有什么联系,因此曾经镇压过黄巾起义的关羽也就不被道教所厌恶。
二、关羽被神话的过程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主要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崇宁三年徽宗从道教角度封关羽为“崇宁真君”。被宋徽宗崇信的道教也不甘落后,在《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崇宁五年(1106)张天师请关羽神灵斩在解州作祟的蚩尤。元世祖七年(1270),元帝用帝师帕克斯巴之言,把关羽当作每年二月十五日的“镇伏邪魔,护安国利”法事活动时的“监坛者”。这时要用“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着“汉关羽神轿”,在宫中游行(见《元史·祭祀志六》)。在上位者的提倡,使得更多的人们深信关羽的镇邪驱魔、安国定邦作用,关羽的神性也似乎越来越灵。到了正德、嘉靖之间,对关羽的崇拜又有所升温。万历十年(1582)封关羽为协天大帝,万历二十二年应道士张通元之请,进关羽爵为帝,关羽庙为“英烈庙”。万历四十二年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掌管神鬼人三界了。这时,他已经成为道教中的重要的神祗了。
为什么在宋元时期关羽的地位会有如此显着的提高呢?这得力于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着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
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着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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